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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承几千年的中国文学,诗歌还在,为什么古文却少人使用了?

传承几千年的中国文学,诗歌还在,为什么古文却少人使用了?

中为吴汝纶

古文,即古代散文。这一概念的形成,不晚于北朝。古文实践,则起至先秦。

中国传统文学,以诗歌为大宗,散文次之。

韩愈是唐代古文大师,其《师说》云:“李氏子蟠,年十七,好古文,六艺经传皆通习之,不拘于时,学于余。余嘉其能行古道,作《师说》以贻之。”

韩愈为什么要表扬李蟠呢?这孩子很另类,唐代科举重视诗歌,李蟠偏偏爱上了古文。有点危险。

这种文学风险,化解于明代。

明代科举,时文占据了统治地位。直到清末,方予终结。

时文,古文的高级形态。明清时期的读书人,学好了古文,然后才能操刀时文。

时文,有个比较难听和名称:八股文。其实,现代人对时文知之甚少,时文属于难度系数更高的古文。

明清时期,有一批古文大师。但是,但相当多的大师败给了时文。

刘大櫆,没通过乡试,终身只是个秀才。

方苞,通过了会试,算进士很勉强。

科考最顺利的,只有吴汝纶。

吴汝纶(1840—1903),字挚甫,一字挚父,号玉屏山人,清桐城(今枞阳)人,晚清文学家、教育家。

同治二年(1863),吴汝纶考中秀才;

同治三年(1864),吴汝纶考中举人;

同治四年(1865),吴汝纶考中进士。

很多人觉得“连中三元”的人很了不起,其实这是一个误解。明代“连中三元”的商辂,复读了九年;清代“连中六元”的钱棨,复读了十八年。每一个科举成功的人,都是天才。至于进几甲,或然性更大些。

一科不拉,这就是吴汝纶。

吴汝纶的时文出类拔萃,古文自然不在话下。清代晚期大师级的人物,非吴汝纶莫属。曾国藩幕府曾多达500人,文章高手如林,但曾国藩说:“吾门人可期有成者,惟张、吴两生。”

张即张裕钊,吴即吴汝纶。

吴汝纶治学之道,由训诂以通文辞,于古今中外,唯是之求。上至群经子史,周秦典籍,下逮唐宋及乡先贤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诸文集,无不博求慎取,穷其源而究其委。

吴汝纶本是科举制度益者,但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,却给了科举致命一击——这就是除科举。

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,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。

古文区别于时文,但与科举又是共生。废科举,兴学校,是中国近代重大教育事件。尤其是19 世纪 80 年代后,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发展,科举制度逐渐发生改变。光绪十四年(1888),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,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,这也意味着,文章在科举中的份量开始贬值。戊戌变法中,科举制度遭资产阶级维新派猛烈抨击,康有为把 “中国割地败兵”,归结于八股。

科举改革,本来是渐进的。光绪二十四年,清政府准严所奏,加设经济特科,荐举经时济变之才。同时,应康有为等的建议,废八股改以时务策命题。不久,慈禧政变,科举又回到原来的老路。这种倒行逆施,必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弹。

光绪二十七年“新政”后,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疏(奏)重提改革科举。同年恢复经济特科,并定于次年在正常考试中加试中国政史和各国政治、艺学策。科举改革的不确定性,又使天下士人相率观望,无形中阻碍了新学的推广。

新旧学冲突的局面下,张之洞、袁世凯、张百熙等连连上奏,请废科举以推广学校,吴汝纶也加入其中。清廷迫于形势,于光绪三十一年下诏“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”,下令自光绪三十二年起,废科举、兴学校。

这样,自隋朝开始历时 1300 年之久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,被彻底废除。考试制度的变革,对文章必然提出新的要求。

面对西学东渐,吴汝纶认识到:“方今欧美格致之学大行,国之兴衰强弱,必此之由”。社会变革的必然性,文学革命的必然性,吴汝纶是清楚的,但从情感上又极不甘。这种困顿局面,吴汝纶倾向以文人之心看待古文,更多地保留古文自身的品格。

西方思想涌入中国,吴汝纶试图为古文寻找一线生机。这就是西方著作的翻译。

严复与林纾,是以译才并世的两位翻译家。他们极富影响力的翻译成就,使得古文显示出最后的辉煌。

严复26岁时出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,1895 年春,有感于甲午战败,严复接连完成《论世变之亟》《原强》《辟韩》《救亡决论》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政治性论文,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了一股旋风。严复翻译的赫胥黎《天演论》,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思想界和广大知识阶层。《天演论》译文流畅渊雅的也博得了文学青年的喜爱。林纾既与吴汝纶交往,并引为同道。

中国社会变革在不断演进,革命化的变化不断发生,“五四”文学革命,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。“五四”文学革命,是从文学观念、文体、文学语言变革入手,推动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。

现代社会,基于科学语言,古代汉语难以为继,这是数千年中国古文的宿命。

1903 年,吴汝纶去世,古文衰退之势无法改变。山人,不幸成为最后的古文大师。

文学史,逃不出人类进化史……